股票配资资讯网 清代异姓世爵除了军功之外,还有四种特殊获得方式,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这些殊荣!

顺治十八年,年近不惑的图海在征讨准噶尔回军途中,据说曾对身边幕僚感叹:“这一身爵位,从来就不是我一个人的。”彼时的清廷刚刚度过入关后的动荡期,八旗勋贵的功与赏股票配资资讯网,已经初见格局。图海这一句话,道出了一层残酷的现实:异姓世爵看上去门庭显赫,真正能享享清福的,其实只是极少数人。
围绕清代异姓世爵,人们常有两个疑问:是不是只能靠军功封爵?那些不是“世袭罔替”的爵位,子孙后代究竟怎样接续?要弄明白这两件事,得先搞清楚清代异姓爵位的来龙去脉,再看制度背后的门道。
清代的爵位,大体分成四块:宗室、外藩、外国、异姓。宗室和觉罗由宗人府管理,蒙古诸王由理藩院掌握,朝贡诸国的名义世爵归礼部备案。真正与普通文武官员、八旗军人关系最密切的,是由吏部验封清吏司经手的异姓世爵。说白了,异姓世爵就是“非皇族贵族”的那一摊,机会不算少,但门槛极高。
很多人以为,清代异姓世爵只看军功,立功多了就往上升。这样理解,只算对了一半。军功确实是主干,但除此之外,还有四条相对隐蔽的途径,只是多数人连边都沾不上。再进一步看,异姓爵位的承袭,也不是简单的“每代往下减一等”那么机械,其中的差别,往往埋在一道道圣旨里。
有意思的是,清廷自己在《大清会典》中,把异姓封爵的缘由概括成五类,用语不多,却把大清王朝奖赏体系的脑筋全点透了。
一、酬庸之爵:军功是大路,但未必通天
清代异姓世爵的主流来源,是“酬庸”,也就是依照军功、战功论赏。凡是八旗官兵、绿营将弁,为朝廷征战立下实打实战功的,都有机会按等第授予世爵。兵部、吏部会依照奏报军功,层层核定,然后请旨定夺。
图海、阿桂、傅恒、福康安、海兰察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,背后都是战争年代堆出来的一等公。听上去风光,过程却不轻松。清廷在军功制度上,并不含糊,《清史稿》中专门记载八旗官兵“议叙军功之制”的细则,细到攻城方式、兵力规模,都有对照标准。
攻克府城,就是典型的高难度军功。通常投入兵力上万,战斗烈度极大。按照清制,这一级别的战功分为五等,一等记功六人:首功授一等轻车都尉,第二人授二等轻车都尉,再往下是三等轻车都尉、骑都尉兼一云骑尉、骑都尉。二等则记四人,自三等轻车都尉往下递减;三等记三人,最高也就是骑都尉兼一云骑尉;再往下四等、五等,授骑都尉、云骑尉,不再往上挤。
州城、县城的标准比府城低一个档次。攻下州城的一等功,只能按府城二等来算;县城又要再往下压。朝廷打仗不是只靠攻城,有对阵平野之战,有舟师水战,也有招抚敌军、策反头目,只要“有功可考”,都能入册。但不得不说,普通八旗兵在战场上拚命,能博到的最高世职,多半就是一等轻车都尉,顶天是个男爵起点。
真正高一档的公、侯、大将军级别爵位,多靠多次战功叠加,加上统兵大员的身份。只有屡次指挥大战役、稳定战局的前线主将,才有机会得到一等公、侯这样的顶级异姓世爵。换句话说,大路虽然宽,终点处仍然人极少。
这里还有个细节,往往容易被忽略。清廷的军功赏格,一方面重战果,一方面也看“顺从度”。战报要经过层层审核,途中有人“润色”,并不罕见。个别战役中,同样冒着流弹冲锋的普通将士,最后连一枚云骑尉都挨不上,这种情况史料里也并不少见。
二、奖忠之爵:死事者有优恤,也有等级
军功之爵,强调“立功”;“奖忠”这一类,则看的是“死事”。凡是为朝廷公事捐躯的官员与兵丁,朝廷往往会以世爵、封典来安抚其家人,用当时的话说,是“优恤忠臣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,“为国捐躯”在清代的定义并不局限于阵亡。战事中战死,自属其内;若是在奔波军务时沉溺江河,受命外出差遣遭地方恶人所害,又或者统兵大员染疾病逝于军中,都可以按“死事”论。军功不一定有,但忠心、担当已然显露,朝廷在奏折中多会用“可嘉”、“可悯”之类的词语。
八旗、绿营武官,乃至文职官员,只要属于公事殉职,原则上按原官职大小,给予一定级别的赠爵,由其子孙承袭。比如某总兵死于督师途中,有机会追封一等轻车都尉,或者更高一级,留下一个世爵给儿孙做靠山。基层佐领、参领若死于水火,往往也能得到一个恩骑尉、云骑尉等较低世职。
但这里有个不大好说出口的现实:同样是殉职,待遇往往因时因地而异。大战之后,阵亡将士众多,朝廷有时会采用“从宽优恤”、“量加世职”的说法,用比较统一的档次处理;而在局部冲突中某人表现特别突出,或者恰逢皇帝心情好,也有可能出现“格外开恩”的情况。标准存在,伸缩空间也不小。
很多家族的异姓世爵,并非来源于惊天动地的大胜,而是某一位先祖在关键时刻牺牲在岗位上,收到了朝廷“奖忠”的肯定。对于这些家族来说,这份世爵不仅是荣耀,更是子孙延续仕途的起点。
三、推恩之爵:外戚有限,门槛极高
说到“推恩”,大部分人会想到汉代“推恩令”。到了清代,“推恩”更多是指皇帝对特定亲属的格外优待。异姓世爵中针对外戚的这一类,就属于典型的“特权中的特权”。
按照清代定制,凡是皇太后、皇后的生父,原则上都可以封为三等承恩公。如其人生前未及封爵,身故之后也会追赠。同一家族因此踏入异姓世爵行列的,多数就靠这条路径。从道光朝开始,朝廷将这类爵位的名目略作调整,把承恩公改作承恩侯,但无论称公称侯,性质相同:皆为世袭罔替。
世袭罔替,意味着这个爵位理论上“与国同休”。只要大清旗帜还在皇城之上飘着,这一支外戚家族,就可以代代以原爵承袭。对比普通军功出身的异姓勋贵,就能看出差距。前者要操枪上阵,后者只因家中出了一个入宫女子,就能享有世代荣恩。不得不说,这一点在当时士人群体中,也多少引起过议论。
不过,从实际数量来看,能享受此类“推恩之爵”的家族寥寥无几。毕竟,皇后、皇太后的名额终究有限。相对庞大的科举官僚集团而言,这些外戚家族更像是在庙堂一角隐约发光的星子,显眼,却不多见。对普通读书人来说,这条路几乎不具备可复制性,只能当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四、加荣之爵:特授圣裔,意在示范
清廷对“圣裔”的照顾,更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。顺治元年,清军入主山东之初,如何安抚当地士人,是摆在新王朝面前的一道硬题。时任山东巡抚方大猷上奏,请求优待孔子后裔,提出以崇礼孔氏来安定人心的建议。
清廷对此非常重视。顺治朝的皇帝及辅政大臣,很快采纳了这一意见,在奏折上批示孔子乃“万世道统之宗”,应当崇祀,以显王朝尊师重道之心。随后,下诏沿用明朝旧制,将孔氏嫡裔授为“世袭衍圣公”。
衍圣公的地位,在清代礼制体系中相当特殊。名义上是异姓世爵,实质上肩负着祭祀、教化的象征职能。孔氏嫡长孙以此爵位得以代代相传,成为“礼仪上的贵族”。每逢祭孔大典,衍圣公的出场,都有规格极为严整的流程。这个爵位的“加荣”意义远大于物质利益,更像是王朝向儒家传统递交的一封公开信。
从另一方面看,清廷在巩固统治的过程中,对原有儒家秩序的承认和利用,是非常清晰的政治选择。孔子后裔被特授世爵,就是这种选择的具体体现。对于普通士人来说,衍圣公只是“看得见,摸不着”的存在;但对清廷而言,这个特殊的异姓世爵,是一块不能掉的“牌匾”。
五、备恪之爵:抚恤前朝,既是手段,也是一种心思
清代异姓世爵的最后一类,“备恪以恤胜国”,容易被忽视,却颇有意味。所谓“胜国”,即前朝。在满洲统治者眼中,如何对待明朝宗室,是一个既现实又敏感的课题。
雍正二年,雍正帝下旨,要求各省督抚细心查访散落民间的明宗室后裔。经过一番摸底,最终查得镶白旗汉军知府朱之琏等六人具名引见。朱之琏被确认出身明室宗支之后,雍正帝特授其为“世袭一等侯”,并准其春秋二季祭祀明陵。到了乾隆十四年,这个爵位又被略作调整,将“一等侯”改名为“一等延恩侯”。
“延恩”二字,意味深长。一方面,清廷确实为残存的明宗室留下了一条体面之路,不至于完全流落失所;另一方面,也借此显示对前朝的“恪敬”,同时把明室后裔牢牢纳入旗籍、置于朝廷视线之下。这类爵位数量极少,却在政治上极具象征性。
从这五类异姓封爵方式来看,除军功外的四种渠道——奖忠、推恩、加荣、备恪——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,覆盖人群极窄,远不能算常态。大多数异姓贵族,要么来自刀光剑影,要么出身于少数几个被选中的宗族。说“只有少数人能享受”,并不夸张。
二、世袭罔替与“可袭若干代”:同为世爵,命运不同
说清楚了爵位怎么来,还得看它如何传。清代异姓世爵的承袭方式,大致分为两类:世袭罔替,和限定承袭次数的世爵。两者在性质上,相差极大。
世袭罔替之爵好理解,字面上就是“永远不减”。授爵时会给出正式诰命,明确其子孙后代得以世代承袭,爵位名称、等级不变。只要大清江山未改,这个爵位就跟着王朝一起走。像前面提到的承恩公(侯)、衍圣公、延恩侯之类,多属于此类,外戚、圣裔、前朝遗裔,彼此获得了某种长久保障。
非世袭罔替之爵,则要复杂得多。这类爵位授予时,通常用“敕命”而非“诰命”,文书中会对承袭次数、袭位方式有所交代。今人研究清代奖赏制度的专著,如王彦章《清代奖赏制度研究》、郭松义等所撰《清代典章制度》,都提到一点:绝大部分非世袭罔替世职,按爵位等级设有固定的可承袭代数,常见的说法是“每一代减一级”,袭到最后一等时爵位消失。
比如某人因战功获封一等公,却不是世袭罔替。按照这种理论,他的儿子承袭二等公,孙辈再降为三等公,往后再降侯、伯、子、男,直至轻车都尉、骑都尉,终到云骑尉,袭次用尽,爵位自然归于无。这种“层层折扣”的传法,看上去严谨有序,也符合王朝控制勋贵膨胀的需要。
不过,具体到个案时,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
三、黄梧家族的例子:纸面规则之外的弹性
要检视“每代必降一等”这一说法,黄梧是个很典型的例子。黄梧出身福建,早年归附清廷,随军南征北战。康熙六年,他原本的“不计等次海澄公”,被重新核定为“一等海澄公”,圣旨中还明确写出:“世袭十二次”。这里的“十二次”,直接告诉人们,这个公爵不是世袭罔替,而是限定承袭次数的异姓一等公。
如果照“每代减一等”的逻辑走下去,黄梧的儿子就该承袭二等海澄公,再下一代三等海澄公,如此类推。按这个算法,传承到第十二次时,爵位早就从公降到云骑尉之类的小世职了。
然而,档案材料和后来的记载给出的事实却另有一番景象。从康熙朝一直直到咸丰年间,黄梧家族的后人承袭的,始终是一等海澄公。中间虽有世子早亡、袭封转手等细节变动,但爵位等级并未像“理论推演”那样一代一降,而是稳稳保持在一等公的高度,总共传了十代左右才告一段落。
这种情况,显然与教科书式的“每代递降”不相吻合。这里面可能有几层原因。
其一,“世袭十二次”的限定本身,是对承袭次数而非对等级变化的约束。也就是说,只要在限定次数内,皇帝可以根据功过、家族情况,决定是否维持原等级。只要朝廷不主动降等,爵位可以在同一等级上反复传承,直到次数用尽。
其二,黄氏家族在后续朝代中并非一味沉寂。若家族成员继续在军政上立有一定功劳,皇帝也可能以此为理由,维持其一等公的等级,不急着按“例”降等。这样,制度的弹性就被充分利用了出来。
其三,还有一种可能性:实际操作中,地方与中央在呈报承袭时,也会有意“从宽”,尽量朝高一档靠,若未触犯皇帝底线,便默认为可行。类似情况在其他勋贵家族中也有踪迹,可见“每代必降”的说法,更多是一种总体趋势,而非铁板一块的硬规矩。
有学者也注意到,清代对于因战阵阵亡而得来的世爵、或者皇帝“特开恩”所授的爵位,到了最后一等准备断绝时,有时会“改授恩骑尉并世袭罔替”。这就等于在临门一脚时,给了这个家族一个低档但永续的“安全阀”。这种做法虽不普遍,却说明清廷在处理勋贵承袭问题上,既有严格算计,也留有温情与回旋余地。
从黄梧一案看,“非世袭罔替之世职每代必减一等”的说法,并不能涵盖所有实际情况。更稳妥的理解是:多数异姓世爵的确有承袭次数限制和降等趋势,但具体何时降、降到哪一级,不仅取决于最初的制度设计,还受后世皇帝态度、家族表现等多重因素影响。
四、少数人的长久保障,多数人的一次性辉光
整体看下来,清代异姓世爵的世界,远比表面热闹要冷静得多。能得到异姓世爵的,本就不多;能够世袭罔替、代代不衰的,更是凤毛麟角。
军功之爵、奖忠之爵,对大多数八旗官兵和中下层官员来说,是一生中最现实的上升通道。挺过一场大战,拿到一枚轻车都尉、骑都尉,多半就已经算是“祖坟冒青烟”的好结果。家族能借此承袭两三代,荣光仍在,已属幸事。至于推恩外戚、孔氏衍圣、公侯延恩,这些名号听上去光芒万丈,可真正沾上的家族,本就只占极小的比例。
值得一提的是,清廷在设计这些封爵与承袭规则时,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路:既要奖功,又要防止勋贵集团膨胀;既要示恩,又要保持皇权分配荣耀的主动权。世袭罔替之爵有限,限定承袭次数之爵居多,本质上就是这种权衡的结果。
某些家族,靠一次大战、一个死节,换来几代人的体面生活;而另一些人,即便立下汗马功劳,也不过短暂辉光。黄梧家族的经历,折射出清廷在制度与人情之间的摇摆:纸面上的规则清楚写着“十二次”,实际执行中却允许“一等海澄公”连续传了十代不降。可以说,制度给出了框架,真正决定细节的,还是那一道道奏折后面的笔锋与心意。
站在清代二百余年的历史展开来看股票配资资讯网,异姓世爵的授予与承袭,像极了一场漫长的筛选:多数人短暂绽放,少数人久远留名。军功、忠烈、外戚、圣裔、胜国宗室,各自通过这套体系被安置在不同的位置。世爵的名号,既是荣誉,也是枷锁,更是一面镜子,映出一个王朝如何奖惩、如何算计,也映出无数家族命运的起伏。
博易股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